德國小豪

2005年的夏天，我和小瑜婚後一週，即同來德國讀書。當年和台灣朋友的聯繫主要依賴MSN，而MSN有一個專屬部落格，每當發表新文，MSN個人帳戶名稱前就會出現一個亮點，提醒好友前來閱讀。我在大學土風舞社綽號是「小豪」，因此部落格名稱就取為「德國小豪」。當時部落格沒有按讚的設計，所以看到朋友留言就很高興，好友間常透過在彼此的部落格留言來維繫感情，一份年輕而真誠的情感。

從2005 年8月開始，我勤奮地在「德國小豪」分享德國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2006年到2008年台灣政治紛擾不安，更多的篇幅反倒花在討論台灣的政治議題。2009年臉書開始在台灣流行，朋友們逐漸轉移陣地，很多人的部落格都荒蕪甚至關閉了。臉書po照片雖然方便，但文章寫長了總覺得好像不合時宜，再好的分享也只有一讚一刷，然後就逐漸淹沒在更新更多的貼文串裡。

也許是臉書太方便了，微軟也決定關閉MSN。奇妙的是，我的「德國小豪」竟然被自動轉移到wordpress，雖然大部分照片都不在，但文章還是可以點閱，彷彿我從2005年到2014年在漢堡的青春歲月，都被完整保存在這個時空膠囊裡。

2015年我回到台灣，曾想過繼續在這個部落格發表文章，因而意外發現失散多年的高中同學曾在一年前透過這個部落格試著與我聯絡。後來，我們透過臉書聯繫，而我的「德國小豪」也就繼續荒蕪。時間一久，我甚至連登入的密碼都忘了。

這陣子，不論是想閱讀當年的讀書筆記，或是重溫與孩子的親密回憶，我發現，這個部落格是絕佳的寶庫，也許當年文筆不見得有多好，但卻真實地記錄了年輕時的心靈軌跡，那是現在的我用再好的文筆也寫不出來的。

今晚，不知何故，腦海裡突然浮現當年常用的密碼，一試之下竟然成功！我喜出望外，把過去一兩年在柏林生活覺得值得保存的臉書貼文轉貼到這個部落格，並略加分類，比如說「生日感言」、「德漢」、「德國歷史」等等。

其實，不管MSN、部落格、或臉書，這些線上(on-line)的社群媒體如何變化，真正的目的都是要維繫線下(off-line)與台灣朋友的互動，畢竟過去16年來，我在德國的時間已超過11年。

然而，寫網誌更重要的目的是記錄自己的人生。年逾不惑之年，「德國小豪」已不再小，但心靈仍然年輕，情感依舊真摯。我會在此繼續分享人生，因為「我寫，故我在。」

最近迷上以色列。從去年到現在在Apple TV追了《德黑蘭》與《迷途愛麗絲》兩部影集，前一部是講述以色列特工試圖轟炸伊朗核電廠的動作片，讓我第一次從中東視角來看世界；後一部是年屆50的愛麗絲在走入家庭生活後，嘗試重新執導電影的劇中劇，談性愛、藝術與人生的糾葛，非常細緻，但可能要有點歲數的觀眾才能體會。我對猶太人的文化歷史一直很感興趣，但對現代以色列卻認識有限，這兩部影集可謂開拓我的視野。

2004年夏天，在弗萊堡的歌德學院，我認識了這輩子的第一個猶太人。有一回學院舉辦黑森林健行，一位來自以色列的教授同行，他拿到獎學金在歌德學院上高級班。我們聊到猶太人在德國的歷史，也談到大屠殺。他說，60年代，第一次到德國，每當看到路上的德國老人，都會在心中自問，這些人在戰爭時做了什麼。

當時我除了上中級德語課程、參加課外活動外，也加入一個研讀德國文學作品的小組，老師是弗萊堡大學德文系的學生，我們小組只有五、六個同學，其中一位是來自美國的David，德文很好，日文更是流利，我對他印象很深刻，有一回看他獨自坐在學院大廳讀卡夫卡的《審判》，我便坐過去和他聊天。我們也一起參加學院的柏林旅遊，參觀柏林的猶太博物館。在柏林旅館的餐廳，我認識一位名叫班雅明的德國人，我跟他說，有一位我很喜歡的德國哲學家也叫班雅明，結果對方笑著回我，剛剛David也和他說了一樣的話。

我對David說，猶太人都很聰明，我很崇拜。他打趣地回，可惜他只有16分之一的聰明。回到弗萊堡後，學院課程快結束時，我和David受到一位日本同學的邀請到中餐館用餐。這位日本女同學是我在學院的宿舍認識的，當時她不小心把鑰匙留在房內，宿舍管理員又不在，她被困在外面，我邀請她來我房間聊天喝茶。後來，為了回報我當時的收留之情，所以請我吃飯。這位日本女士40多歲，就和我現在年紀一樣。我當時心裡想，40多歲了還有時間與興致來德國學德文，不虧是日本貴婦，真能奢侈享受人生。

一晃眼，十多年過去了，按台灣時間，我也滿41。這個歲數其實沒有我年輕時想像的那麼老（但也不年輕就是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還真想利用一個夏天再到弗萊堡的歌德學院學德文。

無論如何，當年花在德文的時間與金錢，都很有回報。除了工作外，過去這一年，我讀了很多的德文好書，這陣子最愛的是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Christopher Clark的新書《時間的囚徒》（Gefangene der Zeit），他所寫的《普魯士史》與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史《夢遊者》（Die Schlafwandler）都很精彩，《時間的囚徒》這本新書是他去年在家中整理近年講稿而成的文集。疫情肆虐一年，新書也寫成一本，受德國讀者好評，是我認為最棒的居家工作成果。

過去一年，我常常處在病毒感染的風險下，也咳嗽感冒生病了好幾次，我常想，如果能健康平安活到41歲，就是最棒的生日禮物。真的，從疫情爆發到現在，德國已經有230萬人感染，近6萬3千人染病辭世。光是我所居住的柏林夏洛騰堡區就有1萬多人確診，210人喪生，是整個台灣病故人數26倍！

今晚踩著積雪回家，想起卡夫卡小說《城堡》開頭的雪景，手裡提著小瑜為我訂作的生日蛋糕，小心翼翼，務必平安回家。41年前，媽媽辛苦生下我；17年前，爸爸給了我他的退休獎金讓我到弗萊堡學德文；16年前，24歲的小瑜陪著我來德國，一起待了9 年半，生下兩個孩子，照顧他們平安長大，如今，讓我無後顧之憂地在柏林實踐理想。對此，我心中無比感謝。我也謝謝所有讀到這篇文章的家人朋友，謝謝你們曾經陪我走過的美好時光。

很多年前，我讀過一本書叫《愛書人的喜悅》，其中一篇很有意思，談到作者婚後與同為愛書人的丈夫在生活上的磨合過程，其中一項考驗就是如何分配家裡的書架。作者說，每個人都有自己擺設與分類書籍的偏好：有的人會依據主題，有的人則按書籍的尺寸大小，甚至根據書背的顏色！夫妻兩人雖同為愛書人，但偏好卻有所不同，剛開始最簡單擺設的方式，當然就是各自擁有自己的書架。不過，隨著在一起的時間越久，書籍混雜置放的情形，也就越來越嚴重，有時找不到愛書，夫妻難免起爭執。但婚姻就是一趟摸索與認識彼此的過程，作者說，直到兩人的愛書終於和諧的並置那一天，她才真正覺得與對方進入了婚姻。

我很喜歡上述的這段閱讀經驗，對我來說，偷窺他人心靈世界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觀看他的書架。所以，到朋友家作客，我會不時偷喵幾眼朋友的書架究竟擺放了什麼書籍。今天，我也大方地在臉書上與朋友分享我的書架。去年初，我到德國朋友家作客，意外發現，我們竟有好幾本相同的書籍，當時我就想，難怪，我們會一見如故。

我在柏林夏洛騰堡的家，有三面書架，兩面在客廳，一面在臥房，我常坐在床上看書，但不是看書的內容，而是看書架上一排排的書背，既欣賞，又思考，欣賞美麗的愛書，思考我真正的喜好。

過去一年，Homeoffice時間變多，我的臥房既是我的書房，也是我的辦公室。書架上的書籍會隨著心境的起伏，有很大的調整。有時工作倦了，我會逐出所有政治與經濟的書籍，再把客廳裡的文學書移進臥室，讓自己全然沈浸在文學的氛圍中，不問世事，過自己的人生。有的時候，決心要在職場上有一番作為，於是又在一夜之間，把所有工作相關的書籍搬入書房，把所謂的「閒書」移到客廳。

經過幾個月的來回摸索，臥房的書籍組合逐漸穩定下來，達到動態均衡，昨天算是找到一個兼顧工作與生活的模式。除了注意書籍大小與配色外，也顧及主題上的分配，上層是歷史與政治，中層有德語與文學，下層是政治與經濟。有些書，從大學起就跟我輾轉台灣、漢堡、柏林；有些，則是近來的心頭好。不同時期的自己，在此刻的書架上進行對話，或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表述，就是過去與未來的自己向當下的我發起「時間的鉗形攻勢」。

話說回來，Homeoffice最大的好處，就是和孩子相處的時間變多了。我不停地在閱讀與工作上尋求人生的意義，但照顧孩子平安長大，或許才是人生最平凡也最真實的意義。

兩德統一後，支持重建柏林皇宮一派，首先遇到的難題就是皇宮缺乏明確的用途，不論政治性地作為德國外交部的辦公地點，或飯店餐廳等商業運用，都沒能獲得多數人的支持。於是，反對重建柏林皇宮的人士依據「形式追隨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原則，批評新皇宮用途不明，沒有重建的道理。

柏林皇宮曾作為布蘭登堡侯爵（1443-1701）、普魯士國王（1701-1870）與德意志皇帝（1871-1918）的官邸；1945年遭盟軍轟炸，燃燒四個晝夜；二戰後，東德政府在1950年以皇宮為普魯士軍國主義的象徵為由，爆破餘存的建體，遺址成為閱兵的集會廣場。1976年，東德政府在原地興建共和國宮，內部設有人民議會、還有全東德最大的保齡球場與餐廳，為政府高官、外國賓客的娛樂場所。1990年兩德統一後，因共和國宮殘留大量有毒石綿，幾經辯論後終於2006年決定拆除。

2000年，普魯士文化資產基金會主席Klaus-Dieter Lehmann教授提出「洪堡論壇」（Humboldt Forum）的構想。亞歷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是普魯士最重要的博物學家，在普魯士國王的資助下，曾深入南美探險、測量火山與雨林的河流。德國知名小說家Daniel Kehlmann曾以他的故事為藍本創作了暢銷全球的小說《丈量世界》（Die Vermessung der Welt）。

洪堡曾在遊記中寫下，「所有人自誕生起就不斷追求新的連結，所有的事物都會交互影響」，這是他探索世界得到體悟。因此，位於新柏林皇宮的洪堡論壇，將作為世界各文化交流與對話的場域。這個規劃在2002年獲得德國聯邦國會超過2/3議員的支持。具體而言，將有「洪堡論壇基金會」（die Stiftung Humboldt Forum）、「國家博物館群」(die Staatlichen Museen)、「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與「城市博物館」(das Stadtmuseum)等四個機構合作參與規劃。

有趣的是，雖然「洪堡論壇基金會」的主席Hartmut Dorgerloh宣稱這不是一棟皇宮，但它的建築師Franco Stella卻說，皇宮仍是描述這棟建物正確的概念，或更精確地說，「新的柏林皇宮」。從歷史地理位置而觀，皇宮北面隔著皇宮大花園（Lustgarten）正對19世紀德國畫家暨建築師辛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所設計的舊博物館(象徵文化)，皇宮大花園東臨柏林大教堂（宗教），西臨前身為軍械庫（軍事）的德意志歷史博物館，圍繞在大花園四方的正是普魯士王國的四大支柱：君王、宗教、文化與軍事。

Franco Stella出身於意大利威尼斯，是威尼斯與熱內亞的建築學與城市學教授，他的皇宮設計除了保留原巴洛克建築的立面風格外，更大量引進家鄉的建築元素。不過，他指出，原舊皇宮的設計已表現了宮殿（Palazzo）、廣場(Piazza)、劇院(Theater)與城門(Stadttor)等建築與城市基本元素。

例如，他設計一道貫穿南北、仿效弗羅倫斯烏菲茲美術的廊道，將日夜開放，一側為餐廳與商店，另一側為博物館入口。廊道東側隔著餐廳的是「許律特中庭」(Schlüterhof)，許律特（Andreas Schlüter）為巴洛克時期雕塑家暨建築師；日後，此中庭將成為皇宮內的廣場，設有咖啡廳與餐廳，可用來欣賞音樂會等戶外大型文化表演。廊道西側的正門入口大廳（Foyer）挑高30公尺（相當於十層樓高），上方玻璃採光，其中一面重建宮殿營造師艾歐山德（Johann Friedrich Eosander）所設計的仿羅馬君士坦丁凱旋門，參觀者在這個方形大廳中將宛如置身威尼斯的Teatro Olimpico歌劇院。

Franco Stella設計的新柏林皇宮非常引人入勝，彷彿引領遊客進入義大利由南到北的各處風景名勝。事實上，德國人對於義大利文化的鍾愛由來已久。例如辛克爾的繪畫結合地中海古典羅馬建築與北方哥德式教堂的風景，德國大文豪歌德更以義大利作為文化養成教育的泉源。

拿破崙曾說，柏林天氣，一年之中，六個月下雪，六個月下雨。無怪乎，我非常想念地中海陽光。而我相信，多數德國人對於柏林新皇宮所期待的，或許是在義大利廣場上，戴著墨鏡懶洋洋地享受咖啡與音樂，而不是進行什麼嚴肅的世界文化交流與對話吧！

設計柏林猶太博物館（Jüdisches Museum）的知名紐約建築師Daniel Libeskind曾對重建柏林皇宮的構想提出警告。他說，新的柏林皇宮就和拉斯維加斯（Las Vegas）的威尼斯建築一樣，都是虛構。「我們真的要讓下一代在歷史的卡通幻想中甦醒，向他們展示錯誤的歷史嗎？」

去過板橋新遠百頂樓美食廣場、看過那裡威尼斯裝飾的朋友，大概能體會Libeskind的擔憂。不過問題是，義大利建築師Franco Stella所設計的新柏林皇宮完全不同。既便皇宮東翼水泥立面的網柵風格（Rasterstil）設計備受質疑，觀者在現場的感受，也遠豐富於照片上的冰冷；且細看下，東翼實與其他三面巴洛克鵝黃色立面運用了相同的「建築語法」，在表面的古典與現代衝突之間，實有不一致的和諧。更何況，這樣的設計源自於2002年聯邦國會的決議：為了使歷史建築的消滅明顯可見，臨史普雷河的東面必須以現代手法設計。

德國國會的上述決議有其道理。在新皇宮重建前，柏林最知名的皇宮其實是位於西邊（離我們住家不遠的）夏洛騰堡宮（Schloss Charlottenburg）。1943年，夏洛騰堡宮在聯軍的轟炸行動中，遭到比柏林皇宮更嚴重的損毀。戰後，西德政府隨即決定重新修復夏洛騰堡宮。今天不知這段歷史的參觀者，的確有可能誤以為今日的建築就是18世紀初夏綠蒂王后的官邸。

更重要的是，柏林皇宮促進協會（Förderverein Berliner Schloss e.V.）的創立者威廉．馮．波迪恩（Wilhem von Boddien）強調，重建皇宮的意義不僅在於復原建築本身，還包括皇宮所處的中心位置。波迪恩形容，如果柏林的老城區是一棵大樹，那麼皇宮就是其樹心，周邊的柏林大教堂、博物館島上的建築群、菩提大道旁的大學與歌劇院、御林廣場上的音樂廳與教堂，甚至菩提大道起點的布蘭登堡大門，都是一圈圈擴散出去的年輪。這些歷史建築與皇宮進行緊密的對話，形成柏林人暱稱的「史普雷河畔的雅典」。換言之，皇宮的重建只能在史普雷河畔的皇宮島上。試想，如果皇宮重建在亞歷山大廣場的電視塔旁，或現代建築林立的波茲坦廣場上，那麼皇宮就真會像普魯士的幽靈，飄蕩在現代柏林的空中。

近年來，德國極右派興起，猶太教堂受到槍擊，近幾週德國警界甚至爆出內部存在反猶極右派社群的醜聞，消息震撼德國輿論。因此，在2020年此刻，於德國首都柏林德意志歷史博物館舉辦漢娜鄂蘭特展，本身就是一項意義重大的政治行動。在語音導覽的第一則介紹中，館方邀請參觀者認識鄂蘭對20世紀重大議題的看法，同時也鼓勵訪賓形塑自己的判斷，將被動觀賞化為主動思考。

德國人與猶太人

漢娜鄂蘭生於1906年德意志帝國下的漢諾威，1975年卒於美國紐約。最為人所知的著作是研究納粹興起的《極權主義的起源》與艾希曼大審判的《平庸之惡》，對哲學有興趣的人，當然不會錯過鄂蘭與德國大哲海德格的戀情。不過這場特展卻以鄂蘭的一本鮮為人知的著作《拉結 范哈根（Rahel Varnhagen）-浪漫主義時期一位猶太女性的生涯》開場。

1920年代，德國反猶主義風潮再度興起，促使鄂蘭撰寫十九世紀女猶太作家兼沙龍女主人Varnhagen的傳記。鄂蘭認為，當時德國人與猶太人的關係可回溯至浪漫主義時期的沙龍文化，一般來說，Varnhagen被視為猶太族群在德國社會中獲得解放的幸運例子。不過，鄂蘭對於所有人可以平等之名而同化（Assimilation）的想法抱持懷疑，她認為，這是政治上的天真，鄂蘭比所有人都更早看出納粹興起代表猶太人解放運動的終結。這本鄂蘭原來打算用來申請教授資格的著作，直到戰後才在德國出版。

殖民主義與極權主義

鄂蘭透過許多殖民主義時期的文學作品，例如從康拉德的《黑暗之心》看到極權主義的根源。策展人將19世紀西方殖民者虐待黑奴的影像與納粹殘酷對待猶太人的照片並置。在集中營模型上方，投影著鄂蘭對於奧許維茲集中營的看法的影片。她說，以工廠化模式殺害人類根本是不被允許出現的歷史事件，但她在1943年得知真有此事時，大受震撼。模型中的人類魚貫進入地下，不斷堆擠，最後彷彿腐爛的肥料埋在地下，這是此次特展中最形象化、最震撼人心的畫面。

看見人類犯下如此罪行，自然要追問，為什麼不被允許(dürfen nicht)發生的事，卻發生了。於是，參觀者接續看到負責規劃運送猶太人至集中營的艾希曼及其在以色列的審判。當時入籍美國的鄂蘭為《紐約客》(New Yorker)前往耶路薩冷報導這場世紀大審。鄂蘭一共為《紐約客》撰寫了五期報導，參觀者可以看到櫥窗裡的這五期雜誌。鄂蘭提出的《平庸之惡》引起極大爭論。

不過，鄂蘭不懼於爭議，甚至主動參與論戰，當時，德國劇作家Rolf Hochhuth的戲劇《代理人》(Der Stellvertreter)於1963年首演，這齣戲劇暗示教宗庇護十二世對希特勒的猶太人滅絕行徑無動於衷。對此，教廷發出激烈抗議，教廷指責Hochhuth批評庇護十二世是意圖為納粹脫罪，鄂蘭對這起事件極感興趣，也決定提出看法。

鄂蘭與戰後德國

二戰結束後，已獲得美國籍的鄂蘭並不打算回到德國定居，然而她卻十分關注戰後德國的發展，她評論道，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比德國更不願意談起過去的毀滅與恐怖。鄂蘭親身參與改變這種德國戰後初期對過去冷漠的情況，她為雜誌撰寫文章，在1964年接受《德國第二電視台專訪》（ZDF）專訪，起因是她對艾希曼審判極具爭議性的報導（因為該報導被解讀為所有德國人都可能成為納粹的劊子手）。這一小時的專訪，鄂蘭抽著煙，與主持人直球對決，開放、民主、樂於討論，這段專訪開啟早期聯邦德國新的媒體文化。此外，鄂蘭對於過去自己因納粹受損的權益，三度向德國法院要求賠償，包括她的教授升等論文未能通過所蒙受的機會成本，結果三戰兩勝，其中一場甚至由德國憲法法院受理。

愛情與邪惡

鄂蘭的一生不僅著作等身，且與許多20世紀重要的德國哲學家來往，其中最知名的當然就是海德格。1924年冬季學期，鄂蘭前往馬堡讀書與當時已婚的海德格教授有過一段短暫的熱戀。1933年，海德格擔任弗萊堡大學校長為納粹辯護的演說使他成為全德知名人物，然而，正是在同一年鄂蘭展開她的流亡生涯。鄂蘭從與海德格的對話中發展岀她的政治理論，也以此與海德格做出區隔。1949年鄂蘭回到德國，兩人再度相見，鄂蘭在美國還投身於翻譯海德格著作的工作，鄂蘭在1975年死前幾個月，最後一次看望在弗萊堡的海德格。一年後，海德格也告別人世。

鄂蘭晚年愛上攝影，拍了許多朋友的照片，其中我最感興趣的當然是她為海德格拍攝的那幾張。我一直好奇，一位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卻終生愛著一個曾為納粹辯護的德國人，那究竟是什麼樣的戀情？而這份感情又如何影響到她對邪惡納粹的思考？

德國法官兼作家徐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說《為愛朗讀》(Der Vorleser)的女主角Hanna之名恰與鄂蘭之名Hannah相近(中譯皆為漢娜！），是否，徐林克想藉此若有似無地代替德國人回應這份愛情呢？

清晨，窗外陰沉，似乎飄著細雨，昨夜夢境連連，夢見帶著一群人出門旅行趕火車，趕上了火車，自己卻忘了帶行李……

今天一早八點要在柏林中央火車站集合，我想起十多年前在漢堡當學生時，和老師同學一起坐火車到布魯塞爾歐盟總部校外教學，我記得和要好的羅馬尼亞女同學說，當天是和小瑜的結婚週年紀念日，卻是婚後的第一次分離。

不過，今天不是我要出門遠行，而是十歲的兒子要和老師同學們到南德Kronach校外教學8天7夜，下週五才回柏林。我每次聽到Kronach都想到Corona(今年德國熱門字彙，武漢肺炎的簡稱)。本來這趟旅行今年6月就要出發，因為Corona延到9月。既使如此，到了八月底仍有家長不放心，全班23個學生，5個臨時退出。我們很佩服、也很感謝導師的勇氣與用心，出發前老師寫了一封長信給家長，說明這次旅行具有凝聚全班向心力的教育意義。

老師規定，不能帶手機，零錢只能帶15歐，還要帶床單、被單和枕頭套。兒子德漢是生活白痴，小瑜如臨大敵，這週德漢每天下午回家都在練習收行李、折衣服、換被單。昨晚行前總複習，家裡搞得吵吵鬧鬧。這是德漢第一次自己出門，小瑜很焦慮，昨晚還問我，當年我媽放心讓我一個人來歐洲自助旅行35天真不容易。我反問，當年我21歲一個人來歐洲，妳不擔心嗎？（小瑜說，其實還好）

其實我也擔心，德漢畢竟才十歲，大家都說德語，每天跟德國人在外面吃麵包，肯定不習慣。但當父母的總是要有放手的一天，我只是沒想到這天來的這麼快。

今早火車其實8點半才開，但老師8點就要大家集合，我本來想，見到老師後，就可以離開去上班，早點把事情做完，早點去健身。我們在麵包店買好早午餐，抵達月台時7點50分，但已有一、兩家父母先到，老師還沒來。有一位媽媽說，「就這樣在月台等半小時？我還真受不了。」

八點一過，導師Herr Kohler來了(小孩都開玩笑說，Herr Kohler trinkt Cola （柯勒先生喝可樂），老師教足球，年紀比我小幾歲，但啤酒肚比我大多了)，德漢以前的體育老師兼德慧的導師Frau Stäck也來了，看來這是一次為期8天的體育課。

德國家長們在月台上根本沒有保持社交距離，沒戴口罩彼此閒聊。我和德漢兩人口罩戴好戴滿站在一旁，聊著和他睡同一間的兩位阿富汗同學，其中一位成績很差，但人很活潑，到處找人聊天，另一位很害羞一直依偎在媽媽身旁，聽說很會畫畫。德漢說他自己人緣不好，所以跟兩個阿富汗同學睡一間。我想到當年在漢堡讀研究所，最好的朋友也是羅馬尼亞人，有一位要好的法國朋友，我猜跟他的波蘭的背景有關。

其實半個小時過得很快，所有父母都一直待到火車來。我覺得這半小時很重要，除了讓大家早點到不致於錯過火車外，親子間也有一段很完整的相處時間，好好地道別，否則一到月台，孩子就上車，父母的心裡可能會有多感傷。

Frau Stäck要上車前，跟我們幾位家長說，「孩子難得不在家，祝你們在柏林玩得愉快！」害我戴著口罩，還是忍不住笑出聲來。每個父母在月台上隨著孩子在月台上移動，不斷地揮手道別。還有家長說，「大家就跟在火車後面跑吧！」氣氛真是既感傷又歡樂。

之前不久，看到一位日本政治人物說，每天出門和家人道別時，都有可能是今生最後一面，所以不管昨晚架吵得多兇，一定要好好微笑說再見。很有道理，我每天過馬路，會很小心，看清左右來車，一定要平安到下週五在火車站的月台上接兒子回家。

讓生命本身成為一件藝術品

疫情肆虐下，今年很多計畫都落空，但也有些好處，例如讓我專心讀完幾本幾年都看不完的好書。德國哲學家、知名傳記作家Rüdiger Safranski，曾寫過霍夫曼、海德格與尼采的傳記，皆為傳世經典之作。2013年他的歌德(Goethe, 1749-1832)傳記出版，厚達700多頁，內容皆引用歌德本人作品與同時代人的書信等第一手資料，這本傳記的副標題是《一部生命的藝術作品》(Kunstwerk des Lebens)。

交織並行的人生

當年我在漢堡的Story書店看到新書時，正處於學業、工作與家庭水深火熱的階段，論文進度不順、教學壓力大、女兒剛出生、一家四口擠在小小的單房公寓裡。但，冥冥中我卻感受到生命中與歌德無形的對映，所以儘管經濟論文讀不完，我還是買書回家慢慢細讀。

從那時起，我的人生經歷許多轉折，這本傳記我斷斷續續地讀，彷彿我的生命進程與歌德的人生交織並行，7年後，直到2020年的夏天，40歲的我，終於讀完83歲歌德的人生。我現在的頂頭上司、台灣知名的德文系教授，曾在20年前在台大法學院的教室裡告訴我們一句至今我還深記腦海的建議，他說：「好的文學作品，讀第一遍像看菜單，讀第二回才算真正開始用餐。」我正開始閱讀第二遍，但也許值得先記錄一些心得，也兼回顧過去20年來的人生點滴。

失敗的人生

2013年冬，我腦海裡20歲的歌德，承父親之命在萊比錫研讀法律，但生性愛好文藝的他把時間都花在談戀愛與詩歌創作，最後還不幸染上肺病，只好放棄學業，一事無成回到法蘭克福家裡養病。當時我在漢堡求學已八年有餘，雖讀完一個歐盟研究碩士與經濟學碩士，但第一個博士學程已放棄，第二個博士論文還遠遠看不到盡頭，當時我膽顫心驚地讀歌德求學失敗，暗自警醒自己要更加努力，無奈論文題目野心太大，又用錯了方法(天分也不足)，一年後就跟指導老師提出辭呈，放棄學業，打道回鄉。

尾牙讀詩

歌德在法蘭克福把身體養好後，又到史特拉斯堡讀法律，認識赫爾德等學者，並受莎士比亞作品與塞森海姆一場始亂終棄戀情的影響，開始狂飆時期的創作，其中一首我最喜愛的作品題為<歡迎與離別>(Willkommen und Abschied)，我在電影《歌德》第一次聽到男主角即興創作這首詩歌時，不僅女主角深受感動，我也熱淚盈眶。在漢堡陽明海運的德文教室，我還曾放映這部電影，與學生們分享我的浪漫情懷。

2014年底回台後，我開始準備特考，2016年進入公部門，工作很忙碌，讀閒書的時間變得很少，年底，科長吩咐，尾牙時最菜的要準備上台表演，我左思右想，剛好手裡有一本鄭芳雄老師的《歌德詩歌》中德對照版，我選了<魔王>(Erlkönig)這首，隔壁同事被我拖下水負責朗誦中譯文。我那德文系畢業的科長覺得尾牙讀詩很怪，不置可否。尾牙當天，司長帶大家激情高唱<愛拚才會贏>，還把麥克風塞到次長嘴裡，留法的次長很不情願，哼了幾句應付應付。本來表演節目就此結束，結果我那即將要退休的處長卻高喊，「翁豪不是還有準備德文詩要朗誦?」

我只好硬著頭皮上場，手裡的麥克風在發抖。沒想到，我同事的中文聲調低沉渾厚，我的德文朗誦也融入父親在黑夜裡騎馬奔馳，一心要挽回懷裡病兒生命的情境之中。朗讀中，我瞥見次長辦公室主任拿起手機錄像，讀完後，次長隨即詩興大發，喊道，「我也要上台朗讀法文詩!」

那天朗讀結束後，隔壁科的科長問我大學是不是讀德國文學的?而即將退休、曾當過駐德副代表的處長跟我說，「從來沒聽過這麼好聽的德文。」我當時聽了當然爽，但後來想想，可能也是我德文發音還不夠道地。

隔年尾牙，我故技重施，從鄭老師的詩選裡挑選了<歡迎與離別>，這回我不照稿念了，而是背下整首詩，還參考Youtube上的影片，配上誇張的肢體動作，如今想來，誠意十足，但專業水準，天差地遠。

婚禮上的情詩

2005年5月，我和小瑜一起來德國留學前，在台北辦了一場婚禮，在喜來登飯店的訂婚宴上，我們就兩桌客人，主桌上有我最敬重的兩位德文老師，台大的鄭芳雄教授與歐博遠教授，鄭老師致詞時，誇獎我在他的德國文學課堂上特別有感受力，席間，我也與兩位教授分享德國朋友寄來的賀卡上的德國情詩。散場前，鄭老師私下跟我說，以後學成歸國，位置還夠。

少年維特的煩惱在軍營

其實，我大學四年，從沒上過鄭芳雄老師的德文課。反而是當兵後期，利用休假到台大旁聽鄭老師的德國文學，老師不嫌棄我是理著短髮的旁聽生，反倒邀請我參加故宮《德藝百年》特展，共享晶華午餐。有一回，我從桃園到淡水營部出差，空檔就到淡水圖書館讀《少年維特的煩惱》原著。(高中時，我同學讀這本愛情小說，我卻連歌德與浮士德(Faust)都傻傻分不清。)在單調壓抑的軍旅生活中，這本小書帶給我心靈的自由，讓我嚮往德國的自然與文學。

「在天空飛翔的鳥成了池裡的魚」

歌德從史特拉斯堡畢業後，在帝國法院實習，在法蘭克福當律師，後來受威瑪公國的卡爾·奧古斯公爵賞識，前往威瑪任官。愛好自由的歌德困在公職裡，當然很不習慣，他寫道，「我本是在天空飛翔的鳥，現在卻被迫當水裡的魚，我那用來飛翔的翅膀，只能一點一滴的退化成游水的魚鰭。」

我進了公部門後，一開始也有諸多不適應，所幸工作內容有很多陪伴各國友人的機會，我總覺得，我與他們心靈世界的距離，遠近於我的長官同事。有一回，我在前往花蓮太魯閣的車上和來自德國柏林的貴賓，聊到歌德這段翅膀退化成魚鰭的故事，大家都很能理解我的心情，尤其那次主題是台德轉型正義交流，很多的事情也只能言盡於此。

柏林的威瑪

2018年底，確定要搬來柏林工作後，我們在網路上搜尋合適的住所，有間我一眼相中的公寓位在西邊的萊布尼茲街上，轉角就是歌德街，在隔一條就是席勒街，不遠處還有卡爾·奧古斯廣場，彷彿就是柏林的威瑪縮影。

歌德在威瑪公國一共當了50年的官，他因為工作的緣故，研究了礦物學、財政學，也主持了劇院的營運，儘管多數以失敗收場，但他將工作的見聞融入文學創作之中（例如浮士德第二部），他一生中每一件作品儘管或有延遲但最終都完成收尾，未留有斷簡殘篇。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帶著孫兒前往礦場附近的一座山中獵舍。幾十年前，他在牆壁上曾寫下<群峰之巔，萬籟岑寂>這首名詩，已82歲高齡的歌德在牆壁上，讀到這首31幾歲時寫下的詩作，不禁老淚縱橫，而我也幾乎要淚從中來。

歌德年輕時，曾寫信給朋友：「我從未遺忘，建構一座生命的金字塔，打下廣博堅實的基礎，不斷向上累積，未曾歇息；或許命運會中斷我的想望，讓金字塔最後只能如未成的巴別塔，但至少眾人會說，我曾有過大膽的構想。」隨著年紀漸長，他逐漸意識到，或許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所活出的一生；而他的企圖心也不似年輕時旺盛，比起他的作品，他倒是希望朋友們能覺得，他的人比文字更豐富、更有魅力。確實，Safranski這本歌德傳記想傳遞給讀者的訊息正是：原來人的一生有如此豐富的可能。

「經驗場域」與「期待遠景」的交會

我的一生就如同寇斯雷克的名著《已過去的未來》（Vergangene Zukunft)所闡述的，不斷處在「經驗場域」與「期待遠景」的交會點，我希望能留下文字紀錄，更希望讓自己的人生成為一部作品。40歲的生命已有許多故事，有時想想，其實創作生命作品的路上，我的父親也努力參與其中，不只啟發我來德國的留學路，從小到大，更為我的文字與影像整理成冊的資料。這篇文章本來今年父親節那天就要寫好，卻一直拖到兒子生日，自己成為父親滿十周年的今日。所以，我想將此文獻給我的父親參隆與兒子德漢，是你們爲我的人生帶來許多寶貴的經驗。

（能整篇讀完的朋友，也謝謝你們一起參與了我的人生)

德漢明天要過10歲生日了，今天下午請了半天假，帶他去車行領取7月中就預定的腳踏車(德國服務業的效率真可怕！)。中午我從辦公室回家後，先躺在床上睡午覺，兒子放學一回到家，完全不需要休息，就急著要我帶他出門領車。前往地鐵站的路上，德漢一路走在前方，我不禁感嘆，曾幾何時，兒子不僅腳步比我快，食量也比我還大了！年過40，身體的變化還真大。

柏林近來天氣炎熱，每天下午辦公室都像烤爐，好想念每天都可以看到大湖、時常下雨的漢堡。傍晚在房間聽廣播，才知道原來2018、2019是德國有紀錄以來最熱最乾的兩年，德國森林已經面臨枯死的危機。

雖然在柏林的房子遠比漢堡寬敞舒適，但不知怎麼的，今晚就是特別想念漢堡，那個湖水與綠樹遍佈的美麗城市，有我近10年的青春回憶：我在那裡讀研究所，參加外國同學各種名義的Party、親朋好友來訪、兒子女兒相繼出生、在大學裡工作、有自己的研究室、站在講台前面對德國學生講課，好多好多數不盡的回憶。

在漢堡的日子，最大的轉折點就是10年前兒子的出生，開始承擔人生責任的重量，我在漢堡中華會館教中文，在長榮和陽明海運教德文，在大學裡教經濟學，總之就是想盡辦法賺錢，日子過得很忙碌、很充實。兒子出生的前一兩個月，每天都有新的體驗，像是談了一場熱戀，抱孩子在窗台前曬太陽，看孩子躺在老婆懷裏吸母奶，都可以寫出一篇又一篇德漢日記。當初取名為「德漢」，就是為了紀念「德國漢堡」這段美好時光。

過去這十年，我們分別在漢堡住了四年半、台灣四年、柏林一年半，為了給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我和小瑜不停地努力著，也慶幸有爸媽的支持，和一路上遇見的貴人，讓我們全家在柏林過著平安幸福的生活。

德漢的肢體協調不佳，從漢堡到台灣，小瑜不知花了多少時間帶他上物理、職能和語言治療，今天在車行買安全帽時，他連扣子都扣不好、解不開，搞得我都有點生氣。不過，前幾天我從辦公室帶回了一套台灣史漫畫，沒想到德漢非常感興趣地要找二二八的那段歷史來閱讀；幾個禮拜前，我把以前在漢堡教總體經濟學的德文教科書翻出來，德漢坐在我旁邊，我講解GDP、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公債殖利率的各個時間序列背後的故事給他聽，他津津有味的聽了快一個小時；今天老師介紹柏林各區，德漢不僅知道我們住的Charlottenburg-Wilmersdorf，連東邊Marzan-Hellersdorf在哪裡都知道，老師聽了也嘖嘖稱奇；幾天前，我跟德漢說明德國兩院制的歷史由來，後來，他上課就聽懂了老師說Bund（聯邦）這個字源自binden（連結），也就是連結各邦的意思。有時候我很氣德漢的肢體協調性不佳，又少根筋，但他在人文地理上似乎有其天賦。或許，未來十年，我的任務除了繼續給他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還要在教養上付出更多心力了！